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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thly Archives: 十月 2012

因为这个问题比较复杂,所以暂且先贴一篇我认为很好的解释“犯罪头脑”的文章
来源http://www.rnw.nl/chinese/article/624301
《荷兰法医心理学家“解剖犯罪头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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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小心写了五千字。感谢提问的同学给了我这个机会好好反思我所学习的内容。)

 

怎样的人更容易犯罪,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我尽可能谨慎回答。

 

我知道大家期待听到怎样的回答(例如,如果某人具有如下某某特点,他就有可能是一个罪犯)。我也不是在教大家如何辨认罪犯(虽然如果利用某些工具可以很容易地鉴别)。但是,我以下数千字要证明的是,评估个体的犯罪风险是一件有可能完成的事,而且这是一件科学的事情。

 

由于犯罪风险评估是一件需要高度自律的事情,因为你作出的判断往往会影响一个人的一生。所以,它需要极为专业训练;就算是普通的心理学家或者精神病学家,在没有受过相关训练的同时,其评估准确度也不见得比瞎猜高。

 

即使此文提及了一些量表,甚至有很容易使用的量表;但我严重不推荐未经特定训练的人使用这些量表去随意评判周围的人的犯罪风险。(例如,使用PCL-R的人需要经过PCL-R量表的训练)

 

以下我会详细说明一个专业的(西方语境下)犯罪风险评估人员会怎样评估某个人的犯罪风险。

 

 

犯罪风险评估是一件复杂的事

 

犯罪定义的复杂性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犯罪风险评估的难度。

 

首先,由于时间和地点的不同,不同的法律对于犯罪的定义很有可能是不一样的。例如,同性恋行为曾经被很多国家的法律规定为性犯罪的一种。如今仍然保留这么规定的国家寥寥无几。在荷兰,性交易是合法的;但在世界上大部分其他地区却是犯罪。在中国,犯罪的狭义定义是“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规定的行为”,最广义定义是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行为。

 

另外,在危害国家犯罪这一类犯罪在现有的forensic risk assessment (犯罪风险评估)研究中几乎完全没有涉猎(出处待查)。所以此处略过不提。

 

现在的犯罪风险评估的研究集中在传统犯罪的分类。例如,暴力犯罪,性犯罪,盗窃,等。

 

犯罪风险预测其实也是人类行为预测研究的一部分

 

犯罪行为其实也属于人类行为的一部分,只不过这些行为具有反社会属性。人类行为受人类的大脑影响和控制,而大脑本身的发展是由先天和后天共同影响的。人类的大脑可以一直发育到25岁到30岁之前(新的神经元的产生),而且在这之后大脑也没有完全失去变化能力(例如以前有某种功能的神经元可能会在刺激下转变功能),但如果在大脑发育早期缺乏某些刺激,大脑的功能就有可能有所欠缺。例如,有研究表明连环杀手的大脑前额叶和普通人相比有一定程度上的不同,大脑某部分中枢的活跃程度跟普通人相比更活跃,而另一个地方更不活跃。造成这些差异的直接原因我们并不知道,但很有可能正是因为这些生理上的缺陷让他们更倾向于寻求刺激,缺乏同情心,或者行为冲动,行为缺乏预见性,作出做高风险的有害举动,例如犯罪。

 

在二十年前,脑成像技术还没有像今天这样发达,研究者不知道是这些大量的微小差异造成了质的不同:有的人是累犯,而有的人永远不会犯罪。但是,经验和直觉告诉我们,家庭成员里面有罪犯的人,或者家境贫穷的人,或者从前犯过罪的人,或者酗酒吸毒的人,都更容易犯罪。当时的行为科学家(心理学家或者精神病学家)基于他们的经验,应法庭的要求判断这个人有多大的可能性再对社会产生“危害”。姑且不论法庭上提出的“危害”和当时的行为科学家所认为的是否一致。在70年代末期的美国,接二连三的研究报告表示,心理学家的这种基于个人经验而进行的评估准确率低于50%,也就是说,比瞎猜还糟糕。但当时的美国各级法院无视APA(american psychology association 美国心理学学会)的警告,依然大量要求行为科学家进行这种基于个人经验,缺乏同行验证也缺乏系统性的随意预测。

 

基于当时的现实压力,有关犯罪人格的研究和犯罪可能性的测量技术开始发展。当时正好是心理测量(psychometry)蓬勃发展的时期,各种心理学研究都由个案的或者质性的研究转向量化的统计学研究。一个经典的方式是,心理学家会在不同的有代表性的样本里面寻找哪些“因素”(factor)跟再犯相关。如果在统计学上显著的,就会作为“有代表性的因素”而被记录下来;而没有没有达到统计学上的显著的因素,也并不一定跟犯罪完全无关。如果一个量表中的各项都是由有统计学上显著的因素所构成的,那么这个量表就更有可能筛选出有可能再犯的人。

 

* 在这里,评判一个量表的预测准确度使用的方法是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ROC),即false positive(本不应被认为是有再犯风险的)和正确预测(正确预测了再犯)的比率。得出的比率称为AUC(area under the curve)。AUC=0.5即为完全随机,如果一个预测量表的AUC=0.5表明这个量表完全无效;AUC>0.5即为有效;AUC>0.7即为非常有效,但仍然远不是完美的。

 

现在使用的犯罪风险评估工具

 

VRAG, Static-99, HCR-20, PCL-R

 

现在所使用的犯罪风险评估工具种类包括Actuarial Instrumenet(暂译“确定性因素测量工具”)和Structured Professional Judgement(SPJ,暂译“结构性专家判断”)。

 

Actuarial意为“精确的”,也就是说这一工具着重于克服早年犯罪风险评估里面非结构性的访谈和臆断。由于早年的非结构性,也就是说,一千个行为科学家可能有一千种诊断方法。而这一千种诊断方法往往不能被系统地描述,也难以被重复,更难以被质疑。某人有可能被行为科学家A诊断为有可能再犯,被行为科学家B诊断为没可能再犯。某因素有可能被行为科学家A认为对某人的再犯很相关,但却被行为科学家B认为对某人的再犯无关。过多的不确定导致预测准确率的下降;因此,“确定性因素测量工具”完全依赖于某些无可辩驳的历史性因素。例如,在Violence Risk Appraisal Guide (VRAG,暂译“暴力风险评估指南”)包含了12个从50个经验因素里筛选出来的因素,包含精神病因素。VRAG可以用于精神病犯。虽然VRAG的分数高低和再犯的严重性只有弱相关,但有报告指出VRAG和“结构性专家判断工具”HCR-20在预测再犯的准确率并没有显著不同。

 

流行使用的“确定性因素测量工具”还有Static-99。但VRAG被认为是经过了最充分的验证的“确定性因素测量工具”。

 

 

 

“确定性因素测量工具”的缺陷也相当明显。例如,这些工具容易“过度预测”,也就是说这些工具倾向于把被试都认为是有再犯风险的。再者,这些工具并不能预测出严重再犯和轻微再犯的区别。有的轻微再犯并不是法律时间中对于“危险性”的预期。最重要的缺陷是,这些工具中考量因素都是一些静态的,无可改变的因素;它严重忽略了一些可以通过矫正,或者由于时间,情景的不同而不同的危险性因素。例如,你用Static-99测量一个服刑人员,他的第一年,第二年甚至第十年的的分数都是一样的。但在这期间,他很有可能已经被矫正。又例如,两个人通过同一“确定性因素测量工具”得出的分数都是一样的,但其中一个人只会在喝酒过度的时候反应过激;而另一个人在任何情景下都会反应过激。在情景因素或者治疗因素介入的情况下,“确定性因素测量工具”对个体的犯罪风险评估是没有区分度的。而且,“确定性因素测量工具”不会让我们更了解个体犯罪的原因,因而也难以对治疗或者刑罚裁判提供意见。

 

但“确定性因素测量工具”也有显而易见的优势。例如它简单易用。在极端情形下(例如static-99),即使是没有经过专业训练的人员,不需要面谈也不需要相关背景信息,只需要警察记录或者医疗记录就可以迅速作出简单明了的犯罪风险判断。

 

Static-99量表范例

 

 

 

 

“结构性专家判断”是为了克服“确定性因素测量工具”中对风险因素过度简化而发展的测量工具。这种工具考虑静态因素的同时考虑由于时间上或者情景上的变化因素,同时提供结构化的访谈指南或者评分指南来保证评分过程有章可循。这种工具的发展只有十年左右,但是在预测犯罪风险非常有效。更重要的是,它对于理解犯罪的原因很有帮助,因而可以更为准确地判断风险的强弱,以及提供有效的治疗或者刑罚裁判意见。专家甚至可以添加自己认为重要的影响因素并反映在报告里。

 

“结构性专家判断”要求有资格的人员(例如受过专业训练)根据访谈指南(访谈指南会列举出需要问的问题)和被测试人进行面谈。同时,它要求专业人员作出的判断是基于大量的相关信息作出的。有关被测试人本身的犯罪需要知道各方各面包括犯罪人本身对此作出的评价。结构性专家判断也包括一些不可改变的历史性因素和精神障碍因素。每个项目的评分并不是如“确定性因素判断”中两极的(即“有”或“无”)而是多极的(“有”“可能有”“无”或者“无法判断”)。除了分数本身,结构性专家判断也要求专家在作出报告的同时对可能的原因进行解说(有可能某因素对于某人的犯罪风险有关键性因素,例如,某人只会在精神分裂症严重发作的情况下作出危险举动,这些关键性因素需要在报告当中明确提出)。由于在这过程中考虑了大量的不确定因素,这些犯罪风险评估必须由受过专业训练的专业人员在有充分资料的条件下进行评估。但这些评估在今后的治疗或者刑罚裁判意见中的意义是十分重要的。

 

拥有最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受到最广泛验证的“结构性专家判断”工具是Historical/Clinical/Risk Management – 20 (HCR-20),它由historical(历史的),clinical(诊断上的),risk(风险)三部分一共20个因素组成,其中Historical的10个因素与VRAG的静态因素基本重合。

 

HCR-20和VRAG的items:

 

 

是否存在犯罪人格

 

在60年代末,行为研究者在研究犯罪人在某些情景下的行为共性时,提出了一种犯罪人格模型(就像当年龙布罗梭研究了一通颅相学之后写出了《犯罪人论》讨论犯罪的人在身材相貌上跟不犯罪的人的差异一样),称之为psychopathy(暂译“精神变态”)。psychopathy现在被认为一种人格障碍,也可以说是一种负面的人格,其特点包括:自大,自恋,冷漠,狡诈,残忍,轻率,易怒,没有责任心,反社会行为等等。后来在90年代初研究者为了研究这种变态人格而制定了量表。

 

Psychopathy Check List – Revised(PCL-R暂译为“精神变态人格量表(修订版)”)是一个使用在研究“犯罪人格”的过程中的量表在发展。这个量表最先被使用在监狱的犯人身上,是一个描述性的行为气质量表。有趣的是,这个量表在预测暴力性犯罪可能性的方面非常高(在一些比较研究中,PCL-R的预测有效性甚至是最高的)。它的有效性不但体现在监狱人口里,还体现在在非监狱人口中。所以,这个量表也被大量使用在犯罪预测中。

 

但由于DSM并没有正式承认psychopathy是一种精神障碍,所以psychopathy是否属于一种病,或者只是几种人格特征的集合,或者只是反社会人格的一种亚型,都存在争论。但重点是,PCL-R分数高者,都被认为是一些无可救药的累犯。研究如何治疗这一种人格障碍患者是目前研究的热点之一。

 

上述介绍的各种量表,无论是人格测量还是行为测量,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有效预测被测量者日后的反社会行为的可能性。

 

 PCL-R的item: 敬告:请不要在没有仔细阅读附带指南的情况下望文生义!

 

 

根据不同的暴力犯罪的分类,不同的特征量表会使用在不同暴力犯罪预测上。以下介绍的几种量表都属于SPJ。

 

例如:

 

青少年犯罪预测

虽然普遍认为青少年之中不会产生psychopath(一般认为人格障碍在成年之前都不会完全发展完成),不过PCL:YV(“精神变态人格量表:青年版”)在得到充分论证前就被大量使用在法庭中。一般认为这个量表附带的结构性访谈手册的更有意义。

 

性犯罪

如果想要判断性犯罪者再次进行性犯罪的风险,使用的工具是The Sexual Violence Recidivism-20 (SVR-20)。有报告指出这个工具甚至可以鉴别接触性性犯罪和非接触性性犯罪的可能性。

 

家庭暴力 (http://www.adfvc.unsw.edu.au/PDF%20files/risk_assessment.pdf

目前广泛使用的评价家庭暴力的量表之一为SARA (Spousal Assault Risk Assessment)。(量表范例http://www.biscmi.org/documents/Spousal_Assault_Risk_Assessment.pdf

它考虑的影响因素包括配偶双方过去的施暴历史和现在的互动方式。它也包括一个访谈指南。

 

一些迷思(Myths):

男性更容易犯罪

年轻人更容易犯罪

低智商的人更容易犯罪

精神病患者更容易犯罪

毒品成瘾者更容易犯罪

家庭经济条件差者更容易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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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这些经验判断不能说是全错,但根据某条来说某人有很高的犯罪风险是轻率的。例如,男性由于更容易采取冲动的暴力性的反应方式,或者由于社会期许,所以监狱人口往往以男性居多;年轻人由于难以预测自己的行为后果,或者行事冲动,所以也占据了更多的监狱人口;低智商的人可能难以掩饰自己的犯罪后果,所以也容易被警察逮住;有妄想,恐慌又自行停药的精神病患者也可能更容易行事冲动;毒品成瘾者很可能本身也是容易冲动,行事缺乏预见性的人;家庭经济条件和犯罪并没有显著相关。

 

结论:

如同本文一开始说的那样,单凭经验预测出来的准确率并不比抛硬币高;而即使通过统计学量表而作出的判断也并不是绝对的。但是,通过量表和访谈(尤其是SPJ方式)有助于我们了解这个人,了解这个人的生活方式,对环境可能作出的反应,以及可能让他放弃犯罪这一行为方式的方法。从人道主义的角度看,理解犯罪人的行为才是最重要的。理解一个人,才是预测这个人行为的最终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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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标题本身是不妥的。因为故事的主角willem holleeder (http://en.wikipedia.org/wiki/Willem_Holleeder )目前已经完成他2/3的刑期,处于假释当中,虽然不知道他是怎么做到的。2007年的时候他刚刚因为一宗谋杀而被判入狱7年。如今他重获自由,活跃在各大媒体平台上。

Willem Holleeder是荷兰著名的罪犯,而他最为引人注目的犯罪是1983年绑架了当年的喜力总裁。后来的多宗谋杀案也被怀疑与他有关。媒体上称他为’topcriminelen’ (top criminal, 头号罪犯)。(wiki)

本周一他通过NTR-1(荷兰电台1台)的早间节目和马斯特里赫特大学的司法心理学教授corine de ruijter以及她的学生们对话(http://lijn1.ntr.nl/2012/10/15/de-les-van-holleeder-maastricht/)。de ruijter教授在访问之前也表示,不知道这次访问到底能起到什么作用;公众们到底是会学到如何分辨真正的罪犯呢,还是会帮holleder吸引到大批粉丝?

因为本人听不懂荷兰语,所以无法评述当时的对话。而网页上大多数留言都在谴责holleder对当年喜力绑架时犯罪内容的沉默。另外有人谴责公共电台对社会教化责任的淡漠,让一个罪犯和年轻的大学生对话并不是一个好事。

de ruijter 教授在访问之前曾经明确表述过她并不相信这个前后服刑接近18年,犯罪生涯超过二十年的人可以真正被监狱系统的改造。“我不相信他已经变成了正常人。”即使de ruijter教授从事的是犯罪风险评估,独立特行的她曾经推翻了TBS的很多评估。网页上的留言也表达出普通民众对荷兰社会对刑法矫正作用的担忧。这篇文章http://www.trouw.nl/tr/nl/5133/Media-technologie/article/detail/3327040/2012/10/05/Hef-Holleeder-niet-op-het-schild-in-College-Tour.dhtml还表达了罪犯利用公共资源达到自己目的的担忧。

但,holleeder到底是不是罪犯?可惜,这不是我们可以妄加评判的。

(在荷兰,除了willem holleeder,还有很多曾经的罪犯寻求公共表达。这引发了广泛的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