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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thly Archives: 三月 2013

前些年国内暴露出来的“被精神病”事件,即利用现存的精神病治疗机构之漏洞对他人(健康人)的人身自由进行不法侵害,是引发如今关注精神病人权利的始端。但是,这个问题的另一面,即,因精神疾病而引发法律问题的犯人/被告人的权利却甚少受到关注。

引发众人哗然的与疑似精神疾病患者相关的恶性刑事事件,绝大多数的犯人被“斩立决”。这些人在犯罪期间的精神状况是否正常,这些人在被侦查和询问之时的法律权利是否受到保护,这些庭审是否公平和公开,是否得到应得的法律援助,其后这些人在受到的刑罚是否得当,没有人有兴趣探讨。

而且,更令人感到心寒的,是由此引发的对精神疾病患者的全面恐慌。典型的例如,某人恶性事件,就归之为“精神病”。一看到某被告有精神疾病史,即认为他人有可能犯下滔天大罪,亦或者,认为精神病和犯罪直接相关,所以精神疾病就会导致不恰当的免罪情形。例如,在2009年的邓玉娇案件当中,警察仅仅因为在邓玉娇的手提包中发现安眠药(http://zh.wikipedia.org/wiki/%E9%82%93%E7%8E%89%E5%A8%87%E4%BA%8B%E4%BB%B6),即将邓玉娇送入精神病院接受了为期数日的限制人身的强制治疗,而判决中也没有附加精神鉴定书,无论史精神鉴定还是判决词都没有探讨精神疾病和减轻刑事责任之间的关系。这份判决书直接暗示了抑郁症患者和限制行为能力者之间的直接联系,无论对于普通犯罪者或者是精神疾病患者都是不公正的,不能不让人觉得无奈且滑稽。

更多的案例则如在2010年至2013年(至今)发生的14宗校园血案中(不完全统计, 大部分来源于http://en.wikipedia.org/wiki/School_attacks_in_China_%282010%E2%80%932012%29),其中两宗犯人当场自杀身亡,而其中三宗,犯人在一个月之内完成一审二审和死刑复核,并执行死刑。这种令人惊叹的效率让人怀疑其中是否存在司法不公正,以及显而易见的疑问——如果一个人的异常精神状态导致犯罪,让此人承担和普通人无异的刑事责任显然有悖人权。 其余的案件则均不知犯人的审判结果和下落。这些人是否接受了应当的治疗?或者这些人是否经过了应有的法律程序?似乎无人关心。

《精神病法》的通过让“强制精神治疗”在一定程度上有法可依。于是如今,陆续有精神疾病的犯罪者被法院强制治疗;然而,这些治疗是以怎样的方式治疗,应该治疗多久,在什么地方治疗,都欠缺应有的社会讨论。在缺乏一个公开透明的强制治疗框架之前,强制精神治疗规则就被施行了。很多常识性的问题并没有得到确定。例如,由于犯罪而导致精神疾病的治疗的人应该在特定的带有保护措施的医疗机构进行治疗(司法精神病治疗应该类似于一种强制措施而不仅仅是医疗手段);而不同的病人应该根据危险程度的不同进行区分(从而保护医务人员/其他病人和社会安全)。这些和强制治疗相关基本的问题亟需解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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